从《蒋公的面子》谈谈中国知识分子及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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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公的面子》真的那么好看么?”这是我在观剧之后收到的最多问话。
       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对于“知识分子/文人”这个话题是否感兴趣。
       如果有兴趣、或者干脆是其中的一员,那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如果没兴趣,那么,也许就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否则也许会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间沉沉睡去,也可以理解。
       不少评论认为,该剧的特色,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无可否认的是,它的政治性确实鲜明,对于当代政治问题的影射甚至过于露骨。演出中,观众反应最强烈的台词,大部分与之相关。比如——
       “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似乎只要骂两声腐败,便是个进步人士了。” (观众大笑+鼓掌)
       “还不该骂吗?中国政府腐败已是国际闻名了!……骂两声腐败,总比呼三声万岁强得多。”(更大的掌声+喝彩)

       不过,在我眼中,该剧的艺术性要高于政治性;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动刻画。

       然而,究竟何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显然是从西方传入,其最鲜明及最本质的特征在于“批判”。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的感召,以丰富的学识、坚定的信念与斗士般的勇气向公众作清楚的表述,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
       在进入近现代历史之前,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counterpart”是士人(文人)。在文盲率超高的传统社会,他们是为数不多的识字者、读书人;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更是赋予了他们崇高身份与优越感。然而他们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来都不是政府/权威的批判者;恰恰相反,成为“帝王师”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梦想。即使圣上昏庸、朝廷黑暗,中国士人也不会成为“批判者”,而通常会由儒转道,所谓盛世从儒、乱世读庄。
       中国传统士人转型为“知识分子”,出现在晚清民国时期,根据李泽厚的划分,以梁启超、康有为等第一代、以陈独秀、胡适等为第二代、以傅斯年、罗家伦等为第三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行者,他们像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概念一样,学习并内化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开始奉行“公共”与“批判”这两大法则。
       《蒋公的面子》中的三位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他们性格迥异、立场不同,但却认同一个基本前提: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面对蒋公请柬这一来自中华民国最高权威的示好,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孟子得见梁惠王般的欢喜,反而将之视为对自身“独立”或“自由”的严重威胁。
       然而传统不会消散。那些古老的、坚韧的、属于中国文人的品质依然存在: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抱负,还是寄情山水的道家追求,无论是对“清者浊者”的道德敏感,还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顾影自怜。
       于是,便有矛盾,便有尴尬,便有扭曲,便有喜剧。

       《蒋公的面子》是喜剧;而且——容许我不要命地夸一句——是《儒林外史》一般的喜剧,令有缘的观众,笑中带叹,心领神会。
       全剧三位主角——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顺便赞一句,这名字,起得真好!)
       乍一看,时任道是如此的现代和“西化”——左倾、好辩、穿西装。有那么几个片段,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乔伊斯笔下的戴德勒斯,用近乎天真的偏执强调自己的自由信条——“我会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是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诈——来自我防卫。”
       但他终究不是戴德勒斯。一个粗暴而有效的判断依据是: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响亮地宣称自己不爱国、或者不爱父亲,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绝对不会。剧中的时任道反蒋的态度可谓激烈,但那背后是“爱国”的理由,甚至于,他没有反驳卞从周关于“集权有时候是必要的”这样的言论。
       伴随着情节的推进,时任道身上的“中国味”愈加浓厚:对于“交情”的看重,对于藏书的珍视,对于学生如家长般的厚爱……与此同时,他人格上的毛病也逐渐浮现:学术信念与日常行事的矛盾、精心设局的小聪明、和最重要的,那种空有抱负、却没有一点实际能力的致命伤。

       卞从周是时任道的反面。
       刚出场时,他是个不容置疑的“反面人物”,拥有为虎作伥、趋炎附势、曲意逢迎等一系列为中西双方知识分子都不齿的行为特点。但在故事的进程中,他的形象低开高走,让观众渐渐有了“同情之理解”,甚至生出几分“理解之欣赏”。
       如果说,时任道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窘迫的现状,那卞从周的选择就是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所谓的“圈内人”。他知道,到处都是政治,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既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无法获得无私的客观性和超验的生活。因此他宁可效力于体制,即使所能做的只是改善一下让中央大学学生的伙食。
       卞从周这样的知识分子显然并不少见。做好了,是胡适之;做砸了,是冯友兰。我对该剧稍稍有些遗憾的是,在描述卞从周的行为动机时,少了一点“中国味”的理由。在我的感觉中(当然可能是错误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与官方交好,还是受到了传统的影响。也许是“为帝王师”的儒家理想太过坚固,又或许是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太过炽烈,在有机会“安邦兴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不惜牺牲部分的独立和自由。即使亲美如胡适,心中的“三大神”也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

       希尔斯曾说,知识分子站在两个极端,不是反对盛行的准则,就是以某种基本上调和的方式存在着,以提供“公共生活中的秩序和延续”。按照这种说法,时任道是前者,而卞从周则是后者。
       但希尔斯显然不了解中国国情。在中国,至少在民国时期,还存在着第三类——那就是夏小山所代表的。
       他穿长衫,哼昆曲,好美食,和稀泥。看似玩世不恭,却是满腹经纶;奉行难得糊涂,只因心如明镜。所谓名士气派、魏晋风度,“就算是装的,也没能比他装得更像”。
       他将自己的生命力局限于象牙塔内——治学与教书(相应的,他对蒋介石当校长的不满是“他没学问”,不愿去赴宴则是因为在学生面前表过态);剩下的那部分,则投注在细致的生活与感官,执意以一种审美范畴的精神,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可避风雨的小楼。
       三人之中,夏小山这个人物其实最让我感慨。只因时任道与卞从周这样的类型,今天依然大把大把地存在,但夏小山那样的名士,却是再也不会有了——那种建立在深厚底蕴之上的淡然缥缈,文脉已断。
       当然夏小山远非完美。在此不得不佩服那位年轻的编剧,写这些在今天几乎可奉为“大师”的民国老先生时,心态如此平和,下笔如此老辣,在表现其学识其风骨的同时,亦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他们各自的弱点和缺陷:时任道纵论国事时锋芒毕露慷慨激昂,却连最基本的“齐家”都做不到;卞从周看起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具体行事总是使用“偷偷摸摸”的方法;而夏小山呢?一方面,闻知自己藏书被毁、吃了两碗牛肉面就好了,超然得令人望尘莫及;另一方面,却对蒋公名字前的称谓无比在意,颠来倒去,尽情扭捏,殊不知已然斯文扫地。

       其实还有一个人值得一评,那便是三人口中屡屡提及的“楼之初”。
       所谓神龙见首而不见尾,这位全剧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人物便给我这种感觉。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任道对他颇多赞誉,说他属于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清高之士;卞从周却说他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骨子里的集权主义者”,这听起来相当可怕(也极为耳熟);他因为回成都老家,轻巧地躲过了是否赴宴的难题(这是一种策略么?)。他似乎比时任道更傲气、比卞从周更“识时务”、比夏小山更隐逸。也或者,他与以上三人都不一样,是另一种类型的存在方式;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愤世嫉俗、君唱臣和与超然物外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更好的选择?
       也许有,但这不是编剧的想法。最终,楼之初也成为一个悲剧角色,至少在剧中三位主角的评论中。出国去教外国人说中文——这一选择虽然让他避免了沦为“牛鬼蛇神”的厄运,却是一种悍然的、对自我价值的巨大消解。和回成都而逃避蒋公宴席一样,楼之初擅长“逃”,但他终究没有逃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该剧前段出现过的一段有关“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与此处有着隐蔽而巧妙的呼应。这种呼应涉及到有关现代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悖论之一:他们一方面是自由、人道和普世主义的捍卫者与代言人,另一方面有着挣不脱甩不掉的民族性。只可惜这一点,很难用“辩证法”来化解了。

       赞了那么多,但实话实话,我并不觉得它是真正的精品,更不是什么“神作”。它也许可以成为一部精品,但眼下还有着不小的上升空间和修改必要。
       比如长度;比如结尾;比如对于“文革”段落的处理;比如对于“掉书袋”的控制;个别演员的诠释应该更细腻;时任道夫人的角色应该更出彩;台词应该比现在更漂亮,最好字字珠玑;舞美也不要过于质朴,最重要的是配乐要跟上……
       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与创作相比,批评实在太方便了)。
       但我不想。事实是,只要一想到这是一个女孩在二十一岁时的创作,我就情不自禁地收起惯常的刻薄,而愿意真诚地恭喜她,赞美她,感谢她。
       感谢?是的,那出于“私心”。因为她让《蒋公的面子》成了“南大的面子”。而南大,是我的母校,我所深爱的母校。
       可惜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学生。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上两行大字,“今日我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我为荣”。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停留在上半句的阶段,估计下辈子才能圆下半句的美梦。
       而温方伊,则年纪轻轻已实现了后者;而且,是以一种典型的“南大方式”:最初那只是一个导师指派的学年论文题。为了完成这份作业,她拼命读书、查资料,从中央大学校史读到西南联大校史,从胡小石、陈中凡这两个人物原型的相关文本读到《朱自清集》《吴宓集》……学术资料,旧闻报道,逸事闲文,乃至坊间传闻。
       于是,这部大学生原创话剧,有着一种论文般的厚重与扎实。当越来越多的话剧人在追求“先锋”理念和新鲜样式的时候,《蒋公的面子》让人产生一种久违的观剧体验:完整精彩的故事、令人信服的人物、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和忍不住回味的火花。
       许是巧合,许是必然,这部近日为南大添彩不少的话剧,与这所大学气韵相通:质朴而淡雅,扎实而坚定,有耀目之华彩、无涓狂之傲慢,文人气重、甚至有些失之迂腐、好在含章可贞、劳谦有终。
       我爱南大。

来自:鸿帆 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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