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真的那么好看么？”这是我在观剧之后收到的最多问话。
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对于“知识分子/文人”这个话题是否感兴趣。
如果有兴趣、或者干脆是其中的一员，那请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如果没兴趣，那么，也许就不必浪费宝贵的时间，否则也许会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间沉沉睡去，也可以理解。
不少评论认为，该剧的特色，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无可否认的是，它的政治性确实鲜明，对于当代政治问题的影射甚至过于露骨。演出中，观众反应最强烈的台词，大部分与之相关。比如——
“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似乎只要骂两声腐败，便是个进步人士了。” （观众大笑+鼓掌）
“还不该骂吗？中国政府腐败已是国际闻名了！……骂两声腐败，总比呼三声万岁强得多。”（更大的掌声+喝彩）
不过，在我眼中，该剧的艺术性要高于政治性；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动刻画。
然而，究竟何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显然是从西方传入，其最鲜明及最本质的特征在于“批判”。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的感召，以丰富的学识、坚定的信念与斗士般的勇气向公众作清楚的表述，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
在进入近现代历史之前，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counterpart”是士人（文人）。在文盲率超高的传统社会，他们是为数不多的识字者、读书人；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更是赋予了他们崇高身份与优越感。然而他们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来都不是政府/权威的批判者；恰恰相反，成为“帝王师”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梦想。即使圣上昏庸、朝廷黑暗，中国士人也不会成为“批判者”，而通常会由儒转道，所谓盛世从儒、乱世读庄。
中国传统士人转型为“知识分子”，出现在晚清民国时期，根据李泽厚的划分，以梁启超、康有为等第一代、以陈独秀、胡适等为第二代、以傅斯年、罗家伦等为第三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行者，他们像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概念一样，学习并内化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开始奉行“公共”与“批判”这两大法则。
《蒋公的面子》中的三位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他们性格迥异、立场不同，但却认同一个基本前提：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面对蒋公请柬这一来自中华民国最高权威的示好，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孟子得见梁惠王般的欢喜，反而将之视为对自身“独立”或“自由”的严重威胁。
然而传统不会消散。那些古老的、坚韧的、属于中国文人的品质依然存在：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抱负，还是寄情山水的道家追求，无论是对“清者浊者”的道德敏感，还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顾影自怜。
于是，便有矛盾，便有尴尬，便有扭曲，便有喜剧。
《蒋公的面子》是喜剧；而且——容许我不要命地夸一句——是《儒林外史》一般的喜剧，令有缘的观众，笑中带叹，心领神会。
全剧三位主角——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顺便赞一句，这名字，起得真好！）
乍一看，时任道是如此的现代和“西化”——左倾、好辩、穿西装。有那么几个片段，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乔伊斯笔下的戴德勒斯，用近乎天真的偏执强调自己的自由信条——“我会告诉你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是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狡诈——来自我防卫。”
但他终究不是戴德勒斯。一个粗暴而有效的判断依据是：西方知识分子可以响亮地宣称自己不爱国、或者不爱父亲，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绝对不会。剧中的时任道反蒋的态度可谓激烈，但那背后是“爱国”的理由，甚至于，他没有反驳卞从周关于“集权有时候是必要的”这样的言论。
伴随着情节的推进，时任道身上的“中国味”愈加浓厚：对于“交情”的看重，对于藏书的珍视，对于学生如家长般的厚爱……与此同时，他人格上的毛病也逐渐浮现：学术信念与日常行事的矛盾、精心设局的小聪明、和最重要的，那种空有抱负、却没有一点实际能力的致命伤。
卞从周是时任道的反面。
刚出场时，他是个不容置疑的“反面人物”，拥有为虎作伥、趋炎附势、曲意逢迎等一系列为中西双方知识分子都不齿的行为特点。但在故事的进程中，他的形象低开高走，让观众渐渐有了“同情之理解”，甚至生出几分“理解之欣赏”。
如果说，时任道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窘迫的现状，那卞从周的选择就是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所谓的“圈内人”。他知道，到处都是政治，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既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无法获得无私的客观性和超验的生活。因此他宁可效力于体制，即使所能做的只是改善一下让中央大学学生的伙食。
卞从周这样的知识分子显然并不少见。做好了，是胡适之；做砸了，是冯友兰。我对该剧稍稍有些遗憾的是，在描述卞从周的行为动机时，少了一点“中国味”的理由。在我的感觉中（当然可能是错误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与官方交好，还是受到了传统的影响。也许是“为帝王师”的儒家理想太过坚固，又或许是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太过炽烈，在有机会“安邦兴国”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不惜牺牲部分的独立和自由。即使亲美如胡适，心中的“三大神”也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
希尔斯曾说，知识分子站在两个极端，不是反对盛行的准则，就是以某种基本上调和的方式存在着，以提供“公共生活中的秩序和延续”。按照这种说法，时任道是前者，而卞从周则是后者。
但希尔斯显然不了解中国国情。在中国，至少在民国时期，还存在着第三类——那就是夏小山所代表的。
他穿长衫，哼昆曲，好美食，和稀泥。看似玩世不恭，却是满腹经纶；奉行难得糊涂，只因心如明镜。所谓名士气派、魏晋风度，“就算是装的，也没能比他装得更像”。
他将自己的生命力局限于象牙塔内——治学与教书（相应的，他对蒋介石当校长的不满是“他没学问”，不愿去赴宴则是因为在学生面前表过态）；剩下的那部分，则投注在细致的生活与感官，执意以一种审美范畴的精神，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可避风雨的小楼。
三人之中，夏小山这个人物其实最让我感慨。只因时任道与卞从周这样的类型，今天依然大把大把地存在，但夏小山那样的名士，却是再也不会有了——那种建立在深厚底蕴之上的淡然缥缈，文脉已断。
当然夏小山远非完美。在此不得不佩服那位年轻的编剧，写这些在今天几乎可奉为“大师”的民国老先生时，心态如此平和，下笔如此老辣，在表现其学识其风骨的同时，亦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他们各自的弱点和缺陷：时任道纵论国事时锋芒毕露慷慨激昂，却连最基本的“齐家”都做不到；卞从周看起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具体行事总是使用“偷偷摸摸”的方法；而夏小山呢？一方面，闻知自己藏书被毁、吃了两碗牛肉面就好了，超然得令人望尘莫及；另一方面，却对蒋公名字前的称谓无比在意，颠来倒去，尽情扭捏，殊不知已然斯文扫地。
其实还有一个人值得一评，那便是三人口中屡屡提及的“楼之初”。
所谓神龙见首而不见尾，这位全剧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人物便给我这种感觉。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任道对他颇多赞誉，说他属于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清高之士；卞从周却说他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骨子里的集权主义者”，这听起来相当可怕（也极为耳熟）；他因为回成都老家，轻巧地躲过了是否赴宴的难题（这是一种策略么？）。他似乎比时任道更傲气、比卞从周更“识时务”、比夏小山更隐逸。也或者，他与以上三人都不一样，是另一种类型的存在方式；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愤世嫉俗、君唱臣和与超然物外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更好的选择？
也许有，但这不是编剧的想法。最终，楼之初也成为一个悲剧角色，至少在剧中三位主角的评论中。出国去教外国人说中文——这一选择虽然让他避免了沦为“牛鬼蛇神”的厄运，却是一种悍然的、对自我价值的巨大消解。和回成都而逃避蒋公宴席一样，楼之初擅长“逃”，但他终究没有逃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该剧前段出现过的一段有关“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辩论，与此处有着隐蔽而巧妙的呼应。这种呼应涉及到有关现代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悖论之一：他们一方面是自由、人道和普世主义的捍卫者与代言人，另一方面有着挣不脱甩不掉的民族性。只可惜这一点，很难用“辩证法”来化解了。
赞了那么多，但实话实话，我并不觉得它是真正的精品，更不是什么“神作”。它也许可以成为一部精品，但眼下还有着不小的上升空间和修改必要。
比如长度；比如结尾；比如对于“文革”段落的处理；比如对于“掉书袋”的控制；个别演员的诠释应该更细腻；时任道夫人的角色应该更出彩；台词应该比现在更漂亮，最好字字珠玑；舞美也不要过于质朴，最重要的是配乐要跟上……
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与创作相比，批评实在太方便了）。
但我不想。事实是，只要一想到这是一个女孩在二十一岁时的创作，我就情不自禁地收起惯常的刻薄，而愿意真诚地恭喜她，赞美她，感谢她。
感谢？是的，那出于“私心”。因为她让《蒋公的面子》成了“南大的面子”。而南大，是我的母校，我所深爱的母校。
可惜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学生。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上两行大字，“今日我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我为荣”。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停留在上半句的阶段，估计下辈子才能圆下半句的美梦。
而温方伊，则年纪轻轻已实现了后者；而且，是以一种典型的“南大方式”：最初那只是一个导师指派的学年论文题。为了完成这份作业，她拼命读书、查资料，从中央大学校史读到西南联大校史，从胡小石、陈中凡这两个人物原型的相关文本读到《朱自清集》《吴宓集》……学术资料，旧闻报道，逸事闲文，乃至坊间传闻。
于是，这部大学生原创话剧，有着一种论文般的厚重与扎实。当越来越多的话剧人在追求“先锋”理念和新鲜样式的时候，《蒋公的面子》让人产生一种久违的观剧体验：完整精彩的故事、令人信服的人物、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和忍不住回味的火花。
许是巧合，许是必然，这部近日为南大添彩不少的话剧，与这所大学气韵相通：质朴而淡雅，扎实而坚定，有耀目之华彩、无涓狂之傲慢，文人气重、甚至有些失之迂腐、好在含章可贞、劳谦有终。
我爱南大。
来自：鸿帆 豆瓣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