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瑛教授接受清华大学记者采访郄毅 摄

       郑小瑛，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代表作品有《卡门》《蝴蝶夫人》《费加罗的婚礼》等。1955年的春天，她第一次执起了指挥棒，就再也没舍得放下。今年四月第二个周末，她与中国中央歌剧院合作，于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连续指挥演出两场《卡门》，场场一票难求。六十载的指挥生涯是她割不断的情，音乐陪伴着她走过人生起伏，看尽世态炎凉；她亦用她全部的生命与热情予以回报。
       如今，年高八十五岁的老人仍然精神矍铄，不仅在指挥台上连续站台三小时演出，接受采访时也神采奕奕。一双清明善良的眸子里，有积淀了岁月的沧桑，更有一种不服老的冲劲。婉约与坚韧，似乎在这位老人身上奇妙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艺术殿堂的表演是一堂很好的文明课堂

       在清华连着演出两场《卡门》，老师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清华的观众。“气氛相当好，很安静。”演出时的安静聆听，结束时的热烈掌声，都是郑老师在采访中不断提及的。歌剧很大程度上依靠音乐表达，所以需要观众们仔细安静的倾听；观众们报以的掌声则是对整场演出的喜欢和尊重。“我们拿最好的东西来服务，观众如果懂得，我们就是互相尊重。”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也许是郑老师，也是每个台上的表演者最渴求得到的。
       在说起《卡门》的演出场地新清华学堂时，郑老师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很出乎意料，但是真的很高兴。”十几年不在北京，老师对清华的印象也变得模糊了，对于新建的新清华学堂，也是在她来校做讲座时才初次见到。“这体现出清华大学领导对培养同学们的人文素养有很大的决心，”老师点头强调在“很大”二字上。学校斥资建设场馆，引入一流演出，这份对待艺术教育与校园艺术普及的认真态度，郑老师赞不绝口。
       “你们看一场演出的票价是多少呀？”在看到学校邀请的都是顶级歌剧院和最好的演员时，老师忍不住关心起了票价。“学生票有十元、二十元、四十元，往上VIP价会比较高。”记者照着通常的情况回答。“很不容易，”得知票价后的郑老睁大了眼睛，惊讶于清华给学生们普及世界经典艺术上的投入，“大家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郑老师一直相信，一个良性的、文明的演出环境，对社会的文明礼貌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它是会慢慢渗透的”，潜移默化中，艺术殿堂的表演将成为一堂很好的文明课堂。

国王的新衣，你喜欢吗？

       看过《卡门》的人都知道，这次演出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全剧用中文演唱。当表演者张口的一瞬间，台下似乎有那么一些小小的骚动。“不习惯”是随机受访的一些学生们普遍的感受。但老师课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你们愿意做那个为国王的新衣叫好的观众吗？”
       用本国语言演唱外国歌剧，旨在更好地推广与宣传。全世界的歌剧大国，都有用本国语言演唱外国歌曲的。为了说服我们，老师举了好些例子。英国皇家歌剧院是用原文唱歌剧的，但它旁边的English Opera就全部用英语；纽约市歌剧院，亦用英文唱《卡门》。中国人学洋，想保持身价坚持用原文演唱，最终导致的结果只可能是台上台下都不明白。“这是一种作态，我就不看好这样的事情。”郑老师撇了撇嘴，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内容，音乐语言上都不像许多西方国家之间那般相近，“如果在文字语言上还不靠近些，怎么让中国人好好理解它？”老师稍显着急，语速也加快了，“为了让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欣赏，趁我们还有口气，得赶快告诉他们，这是好东西！”
       “歌剧对观众的要求，首先就是能懂”。从音乐品种的历史文化角度看，戏曲在中国最为丰富，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戏曲，一种方言就能产生一种戏曲音乐。它具有一些固定的板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各种唱腔。但歌剧不同，它的音乐为某一个角色具体创造。歌剧通过经典的音乐和富有厚重历史意义的作品结合在一起表现思想，可以说是西方音乐品种中最丰富、档次最高最复杂的艺术，需要各方面人才一起创造。
       再从音乐伴奏的角度看，中国的乐器改革很慢，较为成熟的可能只有打击乐，交响乐团、宗教艺术的多声部和声在中国都出现得较晚。但歌剧不像交响乐，后者只需引进谱子就可以演出，而歌剧的要求更高，需要我们通过所唱出的语言去理解，去揣摩人物思想。“能懂”，“能理解”成了老师口中的高频词汇，而这些是仅靠字幕不能完全达到的。华而不实的外文在老师眼中，便成了那欺人耳目的国王的新衣。“这件新衣，你喜欢吗？”老师的眼中闪着些调皮。她是知道的，这个答案经过一代一代音乐人的努力，终会变为否定。

突破语言障碍，感受音乐魅力

       把歌剧外文原文翻译成中文，绝不是一件易事。歌剧是一种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和人物形象充分切合，故而音乐本身是不可变的。“乐句一定尊崇法国的，甚至音节也是如此，才能保证好它的节奏和音律。”郑老师如是说。为了确保音乐的完整性，对翻译的要求就非常高。一个音都不可以多加，只能依靠意配使中文与之相符。
       在《卡门》的最后一幕中，有个场景就非常好的体现了立体的音乐效果：一边是斗牛场的热烈欢腾，那是吸引着卡门的新生活；一边是旧情人的苦苦哀求与相逼，那是卡门剪不断的旧生活。“那一句‘杀死我吧，要不就让我走’，”老师突然激动地投入了感情亲自唱道，“它的重音在‘杀’字上。”就像在话语中，不同字眼的重读能体现出说话人不同的感情，音乐唱词中的重音也是如此，要在表现最强烈情感的字眼上出现。“杀”字最能体现卡门离去的无畏决心，所以它必须到位地出现在乐句开头的重音位置。
       除了重音位置的编排，倒装句也是也是译者们苦心思索的结晶。在《卡门》中，“他把何塞变成了罪人，那曾经是我爱的人”一句就可谓经过了千百次的推敲。翻译的原文是“他把我心爱的何塞，变成了一个罪人”，可这不符合音乐前半句高亢，后半句低沉的情感。“不能听”是老师对最初译文演唱的评价，经过了多次尝试，才最终变成了如今我们听到的倒装版本。
       因为语言和音乐密切的联系，找到合适的译文非常困难。几乎每一个语句，都需要认真的意配和反复的试唱。“我们想让观众们不仅看懂了故事情节，还能在听懂的同时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为了这个目标，郑老师和她的团队，从不吝啬他们的付出与等待。而他们的努力与执着，也值得我们的尊敬，欣赏与喜爱。

来不及给自己树名立传，或名或利

       “中国的教育缺少从小抓起的素质教育”，在谈到我国艺术教育的弊端时，郑老师毫不避讳地指出。西方从不强调素质教育，因为那已然融入到一个人的成长中。郑老师想到她当年六七岁时，秀兰•邓波儿是她的偶像，“她会什么你就得会什么”，这是留美回国的父亲对她的期许。但如今的孩子们从小进的不是唱诗班，而是补习班。“我从小没什么压力，但现在的孩子太辛苦，这是教育的问题。”郑老师一直认为，当今的教育制度存在偏颇，许多应在小学阶段就普及的知识，到了大学还一问三不知，“这是非常可悲的”，郑老师不住地摇头。
       艺术修养需要不断熏陶而成长，但似乎我们不但没有受到自然的熏陶，所接受的硬式的音乐课程的设置亦不完善。“我们不教五线谱，只因为教育制度的领导者推广简谱。”想到在国际歌唱比赛中唯独中国人即兴唱不了五线谱，郑老师难受地皱起了眉头，“一旦开始音乐上的交流，就显得中国人笨，这多丢人呐！”
       在《卡门》每一章节的演出前，郑老师都会在指挥席前转过身，面向观众，把故事情节向大家娓娓道来，并提醒观众主题出现的地方，希望大家在看故事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欣赏音乐与戏剧的关系。这个精彩而必要的环节得到了包括陈吉宁校长的众多好评。“我们的几句话就能把通往艺术的大门撑得更开，观众需要这些。”而对于这样的需求，郑老师总是竭尽所能，最大程度地满足。
       “提高国民对于歌剧艺术的鉴赏水平，是一项教育工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使艺术在中国落后于西方很多年，能够开门把艺术引进国内也只不过短短几百年，中间又经历了文革，几乎缺失了整整一代能在音乐艺术上有所建树的人才。郑老师作为民族坎坷命运的见证人，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这导致了我们的现状，我们改变不了，只有在我们有机会见大众的时候，给大家多介绍一点知识。知道杯水车薪，但做一点是一点。”朴素的话语，简单的想法，郑老师却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告诉了我们她的决心。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她心怀着国民的音乐素养，却从不想着为自己树名立传，或名或利。

清华人：做一个全面的科学家

       郑老师对清华学子是有期许的。清华学生学业的优秀有目共睹，但老师希望我们能更多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不要把音乐算着另外一课，它应是我们人格素质的一部分。”人们通过一个人对艺术的鉴赏程度判断他的文化程度。在当今这个信息交流发达而迅速的时代，要了解他国信息非常容易，但如果不走近别人的经典作品却只能说明对他国文化的无知。老师指出，清华若要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大量的艺术熏陶必不可少。
       而对清华艺术教育中心的工作，郑老师给出了高度的赞扬：“特别好，给学生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转而又对我们眨眨眼，笑着补充道：“你们应该好好珍惜，想办法充实自己，做一个全面的科学家。”

       这是一个在台上有着指挥全场的霸气，在台下却变为一个慈祥和蔼，又不时调皮可爱的老人。她在指挥事业上获得的成功，她在评论当今歌剧改革时的率性，她对民族音乐教育的付出都叫人尊敬。她用她全部的生命力爱着指挥、爱着音乐与歌剧。那双明亮的眸子，你细看时，会发现其中旋律的流转与乐段的华彩。

撰稿：清华大学学生通讯社记者　秦琳